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网上股票配资门户，香港成为一个敏感的地方。1949年12月“港管委”成立，“港管委”的使命不仅仅是发展对外贸易，他还要领导在香港的“党产”公司面对来自台湾和各种敌对势力的威胁。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在台湾逮捕了我党设在台湾的“省工委”书记蔡乾（蔡孝乾），他被捕一周后叛变，造成400多名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包括在国民党军队担任中将的吴石及一批高级军官。
几乎同时，1950年2月16日，大年三十，华润派往香港的神杖轮被扣。
国民党在台湾大肆捕杀共产党。1950年4月18日，香港《新闻天地》发表了一篇长文，公开记录国民党在台湾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经过。台湾报纸声称：“台湾书记蔡孝乾叛变，台地下党组织全军覆没。” [1] 机要员徐立人流着泪把那些地下党员的名字译成电报密码，上报中央。
6月10日，吴石等六人被枪决。这就是著名的“吴石案”，至今还有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
吴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的干部，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刘恕、袁超俊等都有接触。另外，蔡乾曾到过香港，在万景光的家里向刘晓汇报工作。
蔡乾叛变后，在香港的一些相关人员也需要马上转移，杨琳等首先想到了万景光。此时，万景光正在上海汇报工作，杨琳致电国内有关部门，通知万景光不要回香港。随后，杨琳又派人安排万景光的妻子冯修蕙带着孩子回到广州。
杨琳等安顿好了万景光及其家人以后，用8万港币买下了万景光租住的小楼九龙塘罗福道8号，小楼成为华润名下的“私宅”，这样安全些。九龙塘罗福道8号，是一座具有革命历史的小楼，1948年12月，广大华行并入华润的时候，传达中央精神的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我党许多干部进出香港都曾在这里落脚。
在1950年初，华润的又一批干部调回国内。麦文澜也不能留在香港了。
人员在减少，可是，中央对华润的要求却更高。此时，我党正在筹划和平解放西藏，华润“贸易支前”的脚步要从东南沿海转到西南部地区。
和平解放西藏需要华润公司的配合。
1949年底，我党在考虑西藏和平解放的大政方针时，除政治军事等重大议题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议题，那就是：如何保障西藏人民的生活。为西藏运送生活和生产物资的任务就交给了华润。
1950年初，杨琳、李应吉领导的“港管委”决定：派麦文澜去印度和巴基斯坦，开辟新的业务。
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一项公司间的股份转让工作开始实施。
我们在档案馆查到这样一份合同文本，签约时间是1950年4月17日。
甲方：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润公司
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因集中全力经营国内贸易，决定将所属国外贸易部分即香港注册之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全部转让，并由全权代表人潘陶齐、周书元与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新股东代表杨廉安、麦文澜议定转让办法如次：……
公司改组：
香港注册之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及其印度分公司所有牌名商誉登记执照等全部无偿转让与乙方。
香港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于1946年9月23日在香港注册，英文名称为：Pao Yuen Tung Trading Company Limited，股东包括黄凉尘、潘陶齐、郑星恒、周书元、易仲郛。背景不详。
股东转让后，新股东包括杨廉安、张显惠、麦文澜、巢克林、黄美娴、毛纹、刘锡恩、吕虞堂、柳立坚，此外还有六个小股东。
春天，麦文澜回到上海，把12岁的女儿交给老战友缪蔚君，寄养在他的家里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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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回香港后，麦文澜和妻子柳立坚带着小儿子飞往印度。薛启培和妻子周栩到机场迎接。
薛启培和周栩先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宝元通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麦文澜到印度后，任宝元通公司经理。
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至此，中国大陆各省市完全解放，只剩下台湾岛。1950年11月2日香港《文汇报》记载：《我大军进兵西藏 解放军纪律严明 沿途藏胞狂欢欢迎 驻守宁静藏军光荣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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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元通公司职工陈国庆、麦文澜、杨璐良，1950年于印度
西藏解放初期，土匪很多。我国东、中部地区与西藏的交通几乎瘫痪，连“马帮”都难以通行。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尽快摆脱贫穷，我党决定，通过华润在印度建立公司，把支援西藏的物资从我国东部沿海运到印度，再通过印度与西藏相连接的边境口岸运往西藏。
宝元通此时的任务就是给西藏输送物资。为了扩大贸易渠道，麦文澜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开办了三个点：
印度加尔各答宝元通，麦文澜坐镇；
印度孟买宝元通，杨璐良负责；
巴基斯坦卡拉奇（喀拉蚩）宝元通，江国恩负责；
这三个点简称“印巴三处”，都是港口城市，便于轮船运输。
公司最初的任务是给西藏运送生活必需品，食品、食盐、药品、布匹，这类物资都是紧缺的物资，需要量也最大。宝元通一方面接收华夏轮船从国内运来的物资，一方面也就地采购，然后运到西藏边境线附近。开始主要是运到日喀则，西藏政府派人接应，再用毛驴驮着分别运到西藏各地区。日喀则距拉萨约500公里。那时，食品和药品运了很多 [3] 。
我国的大米、茶叶源源不断地由华夏轮船运到印度，再转运到西藏。
除食品外，宝元通还运过大量家具和办公用品，帐篷、桌子、椅子等等。
西藏解放后，开始了修路的历史。为了保证西藏修路所需物资，华润宝元通长年累月采购炸药和修路工具，比如镐头、麻袋、推土机，还有胡椒。据说胡椒可以用作炸药原料。
还有一类物资就是矿灯和钻头。这类物资不只是用来开矿，还用来开隧道。
宝元通公司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迅速，正式员工很快就发展到50余人（不包括工人和临时雇用的装卸工），许多人是当地华侨。印、巴华侨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形成了很高的凝聚力。
在给西藏进口货物的同时，宝元通开始代理西藏的出口业务。西藏有很多很多羊毛，由于交通不便，不能进入国际市场。“毛驴运输”开通后，马帮也通了。
西藏自治区政府出面采购羊毛，帮助牧民把羊毛换成现金。这样就有了羊毛出口。出口量越来越大，西藏的羊毛还转口到英国和欧洲。
印度政府此时对中国也很友好。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交后，开放了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日喀则地区的乃堆拉山口海拔4545米，距加尔各答不到600公里，距拉萨不到500公里。这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解放初期，由宝元通打开的新的边贸通道使两国间的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毛驴、骡子组成的商队络绎不绝。
西藏解放初期，宝元通公司为帮助西藏人民渡过难关做出了巨大贡献。
朝鲜战争爆发后，宝元通又承担起为国内采购物资的重担，抢购棉花、橡胶，出口煤炭等等（后面将记述）。
1952年，曾在华润工作过的邱文敏被派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商务处工作，华夏公司总经理王兆勋也被派到印度使馆。这样，在宝元通和大使馆工作的华润老战友在印巴继续合作，为扩大边境贸易，为繁荣西藏经济，为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忘我工作。
在1952年10月的一份文件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印度、巴基斯坦之宝元通公司，受香港公司领导，并受当地大使馆的双重领导，办理西藏地方委托的进出口业务。”“卡拉蚩宝元通过去两年来，在购买棉花、租船及目前的售煤等工作中，已经与棉商、船商及政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去年年底我已派有能力的青年团员周允中前往。”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宝元通的工作内容。
麦文澜在宝元通工作了三年，带领华润宝元通公司较好地完成了三大任务：支援西藏的和平解放并开展西藏的进出口贸易；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支援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
柳立坚回忆说：“在印度的生活很艰苦，天气太热，很不习惯。”
1953年，麦文澜调回外贸部，1961年再次到华润任职。
宝元通继续存在，据材料记载，到1957年，在乃堆拉山口经商的商人已超过700人次，运输用的骡子每天超过1000头。从西藏运往印度的商品主要是羊毛、皮革、牦牛尾巴等土特产，从印度运往西藏的商品主要是衣物、肥皂、手表、汽车零件等。
1959年，外贸部再次强调：“印度、巴基斯坦宝元通分公司，由华润公司及中国大使馆双重领导，除我布置任务外，并办理西藏贸易任务。” [4]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印度开始反华排华的时候，宝元通代表华润，更代表祖国，为保护华侨和安排华侨回国做了很多工作。
许多华侨在宝元通的安排下，回到香港，华润公司帮助他们在香港开办小商店，代销国货谋生。此举使香港在一夜之间进入了国货销售的繁荣时期，一时间，国货商店鳞次栉比，国货商场外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在这里有必要作一个梳理：为了配合我军的解放战争，华润公司“贸易支前”的脚步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而不断延伸：
1947年建立大连站，开展东北——香港的贸易活动；
1949年建立天津办事处、北京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广州励兴公司（后改为广州办事处）；
1950年为西藏解放而建立印巴三处；
这些办事处的一个共同任务是：贸易支前网上股票配资门户，为刚刚解放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藏等地区运送生活和建设的物资，帮助那里的人民尽快渡过战后难关，尽快建立新政权，尽快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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